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以人为本思想溯源

以人为本理念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思想基础。追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以人为本思想之源,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这一思想的真理性和科学性,确立我国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社会治理的基础在于人民群众,社会治理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的关键在于民众参与。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它汲取了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民为邦本、立君为民,顺应民心、与民同乐,解民疾苦、富民为要;同时,这一思想主要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理论基石之上,与毛泽东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价值取向,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大众文化建设

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大众文化迅速兴起,并且影响日益广泛。其消极和积极功能同时影响着人们精神生活。因此在大众文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自觉紧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大众文化的作用,引导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建设,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规避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促进大众文化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论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抓落实思想

注重实践,强调落实,真抓实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抓落实思想的基础上,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形成了系统的抓落实思想。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重温和领会党的历代领导人抓落实思想,以增强抓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基点

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的,所以有必要对思想政治教育人学基础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人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两个基本因素,从马克思主义人的存在理论,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所蕴含的人学意蕴,可以得出人的存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基点的结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以人的存在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为前提,从人的物质性和精神性、个人和社会、社会交往角度出发,反思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平台和依据。从人的存在的实然性和应然性出发,以主体的受动性和能动性为起点,实现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合规律与合目的性。     

论当代大学生生态幸福观教育

生态文明时代的发展需要社会生态价值文化的传播和认同,对大学生进行生态幸福观教育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现今,高校存在着大学生生态幸福观相对缺失、部分学生日常生态行为失范、生态幸福观教育相对缺位等现实问题,应从理论教育、实践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方面探寻解决之道。     

历史脉络、薄弱环节和外部扫描——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研究的几点考察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研究的历史脉络大体包括起步、高潮和降温三个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科学内涵和理论渊源、关于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若干范畴的关系及比较研究等问题。国外(境外)关于这一理论的专题研究并没有形成体系,远远滞后于国内。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一个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过程,这种批判与构建既有哲学批判与建构,又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哲学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揭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实质以及克服该分离的途径,实现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扬弃。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政府应大胆放权于社会组织,帮其提高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激发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治理良性互动的共治机制。     

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实效性的几点思考

分析了当前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现实紧迫性,体现在部分党员和群众由于没有建立科学的信仰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质和特点缺乏更深入的了解,他们在苏东剧变带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宗教信仰的消极影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负面影响等多种因素的挑战面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弱化甚至危机。基于此,提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实效性的具体举措：坚持科学的灌输,在灌输方式上要实现从“硬灌输”向“软灌输”的转变;同时还要遵守情感认同与理性认知相结合、宣传教育与社会治理相结合、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传统方式与现代方法相结合等原则。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首要问题”论析简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主要解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其实质是主体的马克思主义观建构问题。“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主要回答主体在实践中如何坚持和发展、继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观建构问题。从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视角看,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两者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首要问题”范式。